完善境外 直接投资政策体系

  • 日期: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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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分别为1582.9亿美元和4亿美元,分别排名世界第三和第二。健全的境外投资政策服务体系是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实施国际化战略的重要保证。目前,中国初步建立了对海外直接投资的监督,服务,促进和担保制度,但在中后期的产业指导,便利服务和监督方面仍然落后。

政策支持

(1)海外投资鼓励发展政策。 2000年,中国首次提出“走出去”的概念和表达,并于2002年正式将其写入“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海外投资已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国家政策。 2004年,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先后下发文件,将海外直接投资的管理从批准调整为批准。该部门的法规首次明确规定了双牵头单位的职责范围,并系统地标准化了对海外直接投资审批的要求。处理。 2006年,为便利企业到境外投资,国家外汇管理局取消了购汇额度的限制,实现了境外直接投资的“外汇直接供应”。 2012年和201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进一步提高了投资便利化程度,并直接审查了与外汇直接投资有关的外汇管理和外汇登记事项。截至2015年,除涉及敏感地区和敏感行业的个别大型投资或投资项目外,既有的海外直接投资管理基本实施了备案制,外汇管理基本实现了可兑换。境外直接投资管理框架已经完成。

(2)海外投资的标准化发展政策。为了进一步规范企业境外投资行为,2016年底,中国开始加强对境外投资合规性和真实性的审查,引导企业谨慎决策,合理开展投资。 2017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以明确和规范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首次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明确了国家鼓励,限制和禁止的境外投资类型。随后,在国务院的总体规划下,各部委相继出台了多项政策,从安全问题,海外业务惯例,海外投资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等方面规范和完善了具体业务。作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双牵头部门,发改委和商务部发布了新的框架文件,极大地调整了以前的管理体制,形成了新的体制框架。新一轮的政策调整起了直接作用。政策调整后,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自2003年统计以来首次下降,行业结构得到了重大调整。

存在问题

(一)境外直接投资政策与产业政策缺少有效衔接。境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对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目前我国对企业境外投资方向的引导仅在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指导意见》中提出了鼓励、限制以及禁止开展的境外投资,但这一指导意见缺乏法律层面的保障,相关的配套措施也缺乏专业规划及产业引导。境外直接投资的产业选择与我国的贸易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政策缺乏有效衔接,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优化升级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

(二)境外投资多头管理造成权责不一致和管理真空。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服务部门众多,涉及商务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外管局、国资委、财政部、外交部等十几个部门,多头管理的特点突出。各职能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出台文件并负责实施,但由于缺失顶层设计的规范和引领,这些部门规章多而散乱,在一些领域存在管理真空,另一些领域又互有重叠,甚至有冲突。政策缺乏清晰性、稳定性和严谨性。

(三)对资金出境后的中后期管理有所缺失。我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监管框架将投资管理和风险防范的重点放在事前审核和资金汇兑出境环节,而对于资金出境后的中后期管理相对薄弱。目前,我国对境外被投资企业生产经营情况的了解和相关数据的收集主要依靠商务和外汇管理部门的年报统计和存量权益登记制度,但该类数据统计一年一次,且对企业报送行为缺乏刚性约束,报送数据的及时性、真实性和准确性也存在问题。现有的境外投资外汇登记制度仅登记第一层级境外企业,对境内企业通过境外平台公司进行境外再投资的行为缺少统计和监管,对于归属于境内主体的分配利润长期滞留境外或非法向外转移的情况也缺少管理手段。

完善建议

(一)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应符合国家发展战略需要。我国应尽快启动制定一部符合国际惯例和我国国情的《境外投资条例》,以法律形式明确国家在境外直接投资领域的基本态度和原则立场,在更高层面兼顾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等宏观长远的因素,明确国家在境外投资中宏观长远的战略部署,给投资企业以清晰、稳定的政策引导,使企业境外直接投资符合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结构高度化的发展趋势。

(二)境外直接投资应进一步提高便利化程度。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减少境外直接投资前置环节的管制、便利市场主体投资是大势所趋。应在“鼓励发展+负面清单”的模式下,通过公布境外直接投资产业导向目录引导企业境外投资行为,简化和减少政府部门的行政审批或备案。在“放”的同时还应做好监管协同,理顺商务部、发改委、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等部门在境外投资全流程中的职能和职责,建立部门间协作制度,提高各部门协同管理效率。

(三)应以信息统计为基础构建事中事后全覆盖监管模式。一是要加强对资金出境流向以及境外企业经营情况的跟踪管理,将企业境外再投资、境外融资等情况纳入统计口径。二是全面覆盖各类境外投资,将境内企业和自然人通过其控制的境外企业开展的境外投资纳入管理框架。三是加强对大额资金的来源和去向进行穿透式监管,重点监测洗钱、套汇、转移资产等行为,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借鉴美国长臂监管经验,直接对境外中资机构实施相关管理。

(责任编辑: HN666)